“你今天算是来着了。”近日，刚走进曾令文的“小型博物馆”，没多寒暄，他直奔主题，迫不及待拿出珍藏的“荣昌好物”向记者展示。

这间“小型博物馆”坐落于荣昌迎宾大道。退休多年的曾令文开这家店，主要是为了以“荣昌之宝”会“八方之友”。所以招牌上直接道明初衷：荣昌陶、荣昌夏布、荣昌折扇，三大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推广。

曾令文是荣昌收藏家协会会长，店里收藏展示了数百件荣昌非遗藏品。

“第一不是最厉害的，要做就要做唯一。”不止做人，做收藏，曾令文也是这个观念。说话间，曾令文拿出一只碗递给记者，“别小看了这个碗，值好几万元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，它背后承载的历史和记忆才是最宝贵的。”

“这只碗是怎么发现的，珍贵在哪？”

“你看看，这碗底写的什么。”面对问题，曾令文先卖了个关子。

“荣清坤国货公司聘高等技师精造新式陶瓷出品，这些字能说明什么呢？”记者有些疑惑。

“正是因为这几行款识，我才看出了它的‘与众不同’。”曾令文娓娓道来，“这只碗是素烧西绿釉陶瓷碗，就产自我们荣昌本地。一般陶瓷碗的底部款识四字、六字、八字居多，但这只碗竟有二十个字。这样的款识是荣昌陶目前仅见的。”

除了款识引人注目，在曾令文看来，这只碗无论是技艺，还是泥质，抑或是造型，都称得上优质。薄胎柴窑烧制，釉色匀润通透，器形漂亮。此外，泥质优良，造型精美……

凭借收藏文物多年的敏锐嗅觉，他觉得这只碗可能大有来头。

随后，曾令文对“款识”展开了研究：抗战时期，荣清坤国货公司为什么要特意聘请高等技师制作这样一只碗？制作新式陶瓷有什么用意？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款识进行记录？

回答这些问题，要从一段历史说起——

根据《荣昌县地方党史资料选集（1926—1949）》记载：1937年7月27日，荣昌各群众团体、学校、商会，联合举行盛大集会，以爱国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为骨干，迅速组建“荣昌县抗敌后援会”，誓死抗日到底。一大批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和各种救亡团体拧成一股绳，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。

“众所周知，当年的日军侵华战争不只是武力侵略，还包括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，期间，他们便带来了物美价廉的日本陶……”曾令文介绍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，不拿枪的“敌人”比拿枪的敌人更隐蔽、更凶恶，当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很有必要进行“文化抗战”，把丢失的文化阵地夺回来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荣清坤国货公司才生产出了素烧西绿釉陶瓷碗。“只有我们的产品比他们更好、更便宜，我们才能站稳脚跟，让国货立于不败之地，因此，荣清坤国货公司专门聘请高等技师生产精美陶瓷。”曾令文介绍，这只碗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早就超过了它精湛的技艺本身，它是能够展示荣昌人民在抗战中做出贡献的实物，因此可以被称作——地方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
换言之，它已经成为一种荣昌记忆，一种荣昌文化。

更让人欣喜的是，这种素烧西绿釉陶瓷碗还书写了一段传播中国文化的佳话。与诺尔曼·白求恩等人一道被称为“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”的路易·艾黎，是新西兰著名作家，也是大收藏家。他在《瓷国游历记》写道：“在四川农村旅行中，经常见到使用红色陶质的，外表无釉、内表面施绿釉的饭碗……这种产品配成的茶具与咖啡具成为外国来访者的热门货。这类产品来自荣昌县的安富镇，除红陶外，这里还产白瓷及其他陶瓷器，不过对我来说，上绿釉的碗最为悦目。”

“路易·艾黎所说的绿釉碗就是这种素烧西绿釉陶瓷碗。这对于荣昌陶而言是多么大的赞誉啊！这也是以荣昌陶为媒，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证，是属于荣昌人自己的文化自信。”曾令文话语间十分自豪。

除了这只素烧西绿釉陶瓷碗，在曾令文的“博物馆”里，各式各样的“荣昌宝贝”让人眼花缭乱：产自荣昌的“罗纹夏布”、多位名家写文作画的荣昌折扇、荣昌人写的著作和写荣昌的书籍，都陈列其中。目之所及，满是荣昌记忆和荣昌骄傲。

谁能想到，如此痴迷于荣昌藏品的曾令文竟不是土生土长的荣昌人，是什么让他扎根在荣昌？

“因为荣昌文化、荣昌魅力，让我爱上了荣昌，最终定居荣昌，成了地地道道的荣昌人。”曾令文说，收藏荣昌好物，有两个目的：一是要把荣昌的好东西留在荣昌；二是要把流落在外的荣昌宝贝收回来。这些年，曾令文通过各种渠道，从北京、深圳、成都等地，收回抗战时期荣昌陶业实验场大师制作的精品陶和60年代的出口陶等精品陶10余件，其中有的已是孤品。

如今，成渝两地的摄影家、书画家、作家纷纷来访，通过一扇窗了解一座城。“当前的荣昌正历经千年历史的传承积淀、恰逢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，作为荣昌人，未来，我将继续致力打造湖广填四川文化、荣昌三大非遗文化的重要展示平台，努力为家乡贡献色彩和芬芳。”曾令文掷地有声。

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